电话是在傍晚响起来的。
我刚从虹口回到福煦路，脱下那件藕荷色的旗袍，换上了一件家常的竹布短衫。门是反锁的，窗帘是拉上的，桌上摊着一本我从书摊上随手买的《飘》——中译本，翻到第三十页。这些东西是我用来伪装正常生活的道具。
电话铃响了。
福煦路这间公寓装了电话——顾铭深让人装的。他说方便联系。但这部电话从来没有响过，因为我们之间的联络方式比电话更安全——烟摊、茶馆、无声的纸条。电话是留给别人的。
我走过去，拿起听筒。
“喂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。不是周锦堂那种浑厚的、带着笑意的男中音——是他的秘书，一个声音尖细的中年男人：“请问是莺莺小姐吗？周次长请您听电话。”
停顿了几秒钟。然后听筒那头换了一个人。
“莺莺——”周锦堂的声音从电话线那头传过来，带着一贯的、慵懒的笑意，“——几天没见，想我了吗？”
我握着听筒，在沙发上坐下来。
“周次长，”我的声音带上了恰到好处的柔软，“您终于想起我来了。”
“这句话说得我心疼。我哪天没在想你？”他的笑声从话筒里传来，微微带有电流杂音，像一根羽毛隔着电话线搔着我的耳朵，“这几天忙——南京那边开了几天的会，刚回到上海。一回来就给你打电话了。”
“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了。”
“别惊。周末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压压惊。”
我的手指在电话线上慢慢地绕着，一圈，又一圈。
“什么好地方？”
“杭州。西湖。我订了一间别墅，在西湖边上，推开窗户就是水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调是轻快的，愉悦的——像是一个真正在期待着周末度假的人。
但我知道这不是度假。
周锦堂这个人，每一句话都有三层意思。第一层是字面的，第二层是给他的同伙听的，第三层——那层真正的意思——只留给他自己知道。
“周末啊……”我故意拖长了尾音，“杭州倒是好，可是——”
“可是什么？”
“我一个人去，怕无聊。”
周锦堂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。那笑声不响，但持续了好一会儿，像是我说了一句他等待了很久的笑话。
“你想几个人就几个人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依然轻快。但我听到了那句话底下的东西——一种放松的、满意的、像是在说“你果然懂了”的语气。
「你想几个人就几个人。」
这不是宠溺。这是一句暗号。
他在告诉我——周末在杭州，会有不止一个人。他不需要我提前知道是谁，不需要我做任何准备。我只需要出现在那里，穿得漂亮，然后做他让我做的事。
“……周次长，您这是要让我带姐妹去开眼界呢？”我故意用娇嗔的语气说。
“姐妹也好，你自己也行。随你。”他说，“周六早上八点，我来接你。车子会在福煦路的路口等你。”
他说到“福煦路”三个字的时候，我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。
我没有告诉过他我住在福煦路。
我搬到这里来，是三天前的事。我没有告诉任何人——包括周锦堂。他怎么会知道？
电话那头，周锦堂的声音还在继续：“对了，你搬新家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我好让人送盆花过去。”
他的语气依然是那种随意的、带着笑意的闲聊语气。仿佛他知道我住在福煦路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但这不是正常的。
我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——随即又松开了。
“周次长，您真是神通广大——我搬个家您都知道。”
“上海滩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？”他笑着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得意，“周六见。早点睡。”
电话挂断了。
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。
我慢慢地放下电话，坐在沙发上，盯着那部黑色的电话机看了很久。
「他知道我住在福煦路。」
「他知道我搬了家。」
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中岛告诉他的？佐藤告诉他的？还是——他在我身边安插了人？
我站起来，在房间里走了几圈。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路灯亮起来，在梧桐树叶间投下昏黄的光。楼下的街道上，一个卖馄饨的小贩推着车经过，竹梆子敲出有节奏的声响——笃，笃笃。笃，笃笃。
我拉开抽屉，从最底层翻出了那支口红——装着微型相机的口红。那三页卷宗的底片已经在今天下午通过顾铭深指定的渠道传出去了。现在底片应该已经在冲洗中了，明天早上，重庆就能看到新亚商行的资金路线图。
但周锦堂已经知道了。
他知道我搬家了——这说明他的信息网络比我想象的更密、更深。他不仅仅是一个贪图美色的中年官员。他是一个在汪伪政府内部经营多年的老狐狸，每一步棋都经过精心计算。
他约我去杭州。
“你想几个人就几个人。”
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反复回响。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——杭州之行，不是两个人的浪漫。那将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表演，而我，是被安排的那个角色。
我需要知道他去杭州的真正目的——他带谁去，见谁，谈什么。以及——他说的“你想几个人就几个人”，究竟指的是几个。
周六早上七点四十五分，我站在福煦路的路口。
我穿了一件银灰色的丝绒旗袍，领口镶着一圈细小的珍珠——这是周锦堂送我的，他喜欢我穿他送的衣服。头发盘起来，用一根玳瑁簪子固定住。口红选的是正红色——不是那种含蓄的玫瑰色，是张扬的、明艳的、让人一眼就能注意到的红。
如果我要成为一件展品，我就要做最引人注目的那件。
七点五十分，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缓缓地停在了路口。
车牌是汪伪政府的——白色的底，黑色的字，号码是「沪A·0036」。周锦堂的座驾。
司机下了车，打开后座的车门。
周锦堂坐在里面。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，领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准备出席正式场合的官员。他看到我，嘴角弯了一下——那个笑容恰到好处地介于欣赏和占有之间。
他伸出手。
我把手放进他的掌心里，弯下腰，坐进了后座。
车门关上。车子启动了，平稳地朝西开去。
车内有一股淡淡的古龙水味——法国货，上海滩买不到的那种。周锦堂的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没有急着碰我。他看着前方，表情平静。
“你今天很好看。”
“周次长今天也很好看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偏过头看着我。他的目光从我脸上滑到领口，从领口滑到腰线，再从腰线滑到小腿——不是那种赤裸裸的色情审视，是一个鉴赏家在评估一件他即将展示出去的作品的完成度。
“带你去个地方，先换身衣服。”
“换什么衣服？”
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车子没有朝杭州的方向开——它在上海的街道上穿行，过了法租界，过了公共租界，最后停在了南京路上的一家裁缝店门口。
这家裁缝店我没有来过，但听说过——叫“鸿祥”，是上海滩最好的中式裁缝店。门口挂着黑底金字的招牌，橱窗里陈列着几件成衣——一件男式长衫，一件女式旗袍，做工精细到每一颗扣子都像是艺术品。
周锦堂带我走进去。
店里只有一个老师傅，六十多岁，戴着老花镜，手里拿着一把竹尺。他看到周锦堂进来，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：“周次长。”
“张师傅，给这位小姐量一下。”
老师傅走到我面前，拿着竹尺，开始量我的尺寸。肩宽、胸围、腰围、臀围——他量得很仔细，每一处尺寸都报给旁边一个学徒记在本子上。
量到腰围的时候，周锦堂开口了。
“腰这里——再收两分。”
老师傅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我，点了点头，在腰围的尺寸上减了两分。
我站在那里，张开双臂，任由他们用软尺和竹尺在我身上比划。银灰色的丝绒旗袍在裁缝店的灯光下泛着柔润的光泽——但我很快就要把它脱下来，换上另一件了。
量完之后，学徒从里间拿出了一套衣服。
这是一件旗袍。黑色的丝绸，无花纹，无装饰，领口是高领的——高到几乎贴着下颌。旗袍的开叉很低——低到几乎看不出开叉。整件旗袍的设计极其保守，保守到不像是一件穿出去参加社交场合的衣服。
我看了那件旗袍一眼，心里就明白了。
「这不是给我穿的。这是给我扮演的角色穿的。」
一件保守到极致的黑色旗袍——穿上它，我就不再是百乐门的莺莺，而是一个安静的、得体的、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的“女秘书”或者“随行人员”。
“试试。”周锦堂说。
我拿起那件黑色的旗袍，走进了试衣间。
换上之后，我从镜子里看着自己。黑色的旗袍包裹着我整个身体——从脖子到小腿，没有一寸多余的皮肤露在外面。领口高到我的下颌，袖口长到手腕。我看起来像是一个在银行里工作的女职员，或者一个跟随着自己上司出差的女秘书。
和百乐门那个穿着亮片旗袍、在台上唱《夜来香》的莺莺，判若两人。
我走出试衣间，在周锦堂面前站定。
他看了我几秒钟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“好。”他说，“这件适合你。”
我没有问他什么时候需要穿这件衣服。我已经猜到了——杭州之行，我需要在不同的场合切换不同的身份。银灰色珍珠领旗袍是给“周次长的女人”这个身份穿的。而这件黑色保守旗袍，是给“周次长的下属”穿的。
他带我去杭州见的那些人——有些人需要我美艳动人，有些人需要我安静到不存在。
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他付了钱，带我走出裁缝店。
车子重新启动，出了上海市区，朝着西南的方向驶去。道路两旁的景色从密集的建筑逐渐变成了田野。四月底的江南，田里的秧苗已经长得齐膝高了，绿油油的一片，在车窗外的阳光下泛着光泽。偶尔经过一个小镇，能看到白墙黑瓦的民居，和在小河边洗衣服的妇女。
我一直看着窗外，没有说话。
周锦堂也沉默着——这种沉默很舒适。不是那种尴尬的、需要找话说的沉默，而是两个人都知道这趟旅程意味着什么、都不需要在路上浪费时间聊天的沉默。
车子开了大约两个小时，过了嘉兴，接近杭州的时候，周锦堂终于开口了。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杭州吗？”
“周次长说——度假。”
“度假。”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，像是品味着这个词里面的讽刺意味，“对，度假。顺便见几个朋友。”
“什么样的朋友？”
“生意上的朋友。”
他没有多解释。但他看了我一眼——那一眼里带着一个明确的信号：你不用知道太多，你只需要做你该做的事。
我的心沉了一下。
「生意上的朋友。」周锦堂的生意——新亚商行，资金转移，瑞士银行路线。他在杭州要见的人，大概率是和那条资金路线有关的人。
“周次长。”我说。
“嗯？”
“你说的‘你想几个人就几个人’——是真的吗？”
他偏过头看着我。他的目光里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——像是一只老猫在看着一只已经落入爪中、还在试探边界的小老鼠。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“我在想——”我低下头，手指无意识地搓着旗袍的边角，“——我是不是只需要陪您一个人，还是——”
我没有说下去。我让这句话的尾音悬在半空中。
周锦堂笑了起来。他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——那个动作看起来像是一种安抚，但他的手指在我手背上摩挲了一下，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暗示性。
“你很聪明。”他说，“我一向喜欢聪明的女人。”
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
这个不回答，本身就是回答。
车子继续往杭州市区的方向开。我看到远处的西湖了——午后的阳光洒在湖面上，像是一大片碎金在缓缓地晃动。湖边的柳树已经绿透了，长长的枝条垂到水面上，在风里轻轻摆荡。
西湖边的别墅是一栋白色的西式洋房，隐藏在一条安静的林荫道深处。车子停在铁艺大门前时，我不自觉地屏了一下呼吸。
别墅不大——两层，但设计得很精致。白色的外墙，红色的瓦顶，二楼的阳台用铁艺栏杆围着，栏杆上爬满了藤本月季，开着一簇一簇的粉白色花朵。阳台上摆着藤编的桌椅，上面撑着一把墨绿色的遮阳伞。
别墅前面有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——不是开花的季节，但树叶茂密，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一大片阴影。树下有一张石桌和几个石凳，桌上放着一把紫砂壶和几只茶杯。
整个别墅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汪伪官员的房产——更像是一个英国侨民回国前留下的度假屋，被什么人接手了，原样保留了下来。
周锦堂下了车，站在别墅前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“杭州的空气就是好。”他说，“上海太吵了。”
我站在他身后，目光从别墅的外墙扫过——二楼的窗户有一扇开着一条缝，窗帘轻轻晃动了一下。有人在里面。
我的直觉让我立刻意识到：别墅里已经有人了。
周锦堂没有急着带我进去。他站在桂花树下，点了一根烟，慢慢地抽着。他抽烟的姿势和他做任何事一样从容——先吸一口，然后缓缓地吐出来，目光落在远处的湖面上。
“莺莺，”他说，没有看我，“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你来吗？”
“陪您度假。”
“对。也不对。”他把烟灰弹在桂花树下的泥土里，“我今天要见一个客人。日本来的。”
我的心跳了一下。
“做生意的？”
“对。做生意的。”他把烟叼在嘴里，转过身看着我，“他想认识你。”
那四个字——想认识你——在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带着一种特殊的语调。像是在说一件他已经答应了的事情，已经替我答应的事情。
“……他想怎么认识我？”
周锦堂吐出一口烟，笑了。
“你想让他怎么认识你，他就怎么认识你。”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目光落在我身上——不是看着他送给我的银灰色丝绒旗袍，而是落在我旗袍领口的那一圈珍珠上。像一个收藏家在评估一件藏品的价值。
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。
「他想认识你。」
「你想让他怎么认识你，他就怎么认识你。」
两句话，已经把我今晚的命运定下来了。
我站在桂花树下，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脸上，一片明，一片暗。我的手握着的手包的边缘，皮质被我的手指捏得微微变形。我的声音控制得很稳，甚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好奇。
“那位日本客人——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
“进出口。”周锦堂说，“从东南亚进口一些原材料，再出口到日本。”
“什么原材料？”
周锦堂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里有一瞬间的锐利——像是一把刀突然从鞘里抽出来了一寸，又收了回去。
“你问这么多做什么。”他说，语气依然是轻松的，但底下的那层意思已经变了，“做生意的事，男人来操心就好了。你只需要——好好地出现在今晚的餐桌上。”
我低下了头。
“……好。”
他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抽完那根烟，把烟头在石桌上按灭，然后朝别墅走去。
我跟在他身后。
推开白色的木门，一阵凉意从屋内涌出来——里面开着冷气。大厅的布置和外观一样精致：米白色的沙发、大理石茶几、墙上挂着一幅油画——画的是西湖的断桥残雪。茶几上放着一瓶鲜花——白色的百合，和佐藤情报课本部的办公室里那瓶一模一样。
大厅的一侧是一张红木餐桌，能坐八个人。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——六副。不是两副，不是四副——是六副。
「今晚有六个人。」
我的目光从那六副餐具上扫过，然后在心里记下这个数字。
周锦堂脱了外套，在沙发上坐下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。
我走过去，在他旁边坐下来。
他伸出手，解开了我旗袍领口的第一颗珍珠扣——不是脱，只是解开了一颗，像是在把一件包装精美的礼物拆开一个角。
“今晚的客人很欣赏你。”他说，“他在上海的时候看过你的表演。”
“是吗？”
“他说你是百乐门最好看的歌女。”他的手从我的领口滑到了我的肩膀，顺着肩膀的弧线慢慢地往下滑，“我说——她不只是好看。”
他的手掌停在了我的锁骨上。
“她的本事，不只是唱几首歌。”
他说完这句话，站起来了。
“楼上有房间。你去休息一下。晚上六点，换好那件黑色的旗袍下来。”
他走上了楼梯，消失在二楼的走廊尽头。
我一个人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面对着那瓶白色的百合，和桌上那六副被下午的阳光照得泛光的餐具。
六副餐具。四个男人，一个女人——和我。那第六个人是谁？是周锦堂说的“日本客人”的随行人员？还是另一个人？
我站起来，走到餐桌前。我低头看着那六套餐具——每套餐具旁边都放着一张小小的手写名牌。日文的。
我认出了其中的几个名字。周锦堂的名字在最中间的位置。他右手边的位置——那个名字我不认识，但旁边用括号标注了一行小字：「三井物産·上海支店長」
三井物产。日本最大的贸易商社之一。它出现在这里，和周锦堂坐在同一张餐桌上——这不是巧合。
周锦堂手里的那条资金路线，经过的不只是日本的军部系统。它经过的，是日本最大的财阀之一。
我站在餐桌前，把每一个名字都记住了。
然后我转身上了二楼。
二楼的走廊有三间卧室。最里面那间的门开着——那是我今晚的房间。我走进去，关上门，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来。
窗外能看到西湖的一角。下午的湖面上有几条游船，船上的游客撑着伞，悠闲地飘在水面上。远处的山在薄雾中若隐若现——像一个在水墨画里才存在的背景。
我把手包放在床头柜上，拉开拉链，检查了里面的东西：口红（普通的，没有装相机的那支）、粉盒、小梳子、几张钞票。没有带任何不该带的东西。
今晚的晚餐，我扮演的角色很简单——
一个漂亮的、话不多的、周次长的女人。
那位日本客人想“认识”我，周锦堂同意了。
我坐在窗边，看着西湖上的一条游船缓缓地划过水面。船尾拖出一道细细的波纹，在金色的阳光中慢慢地扩散开来，然后消失在更大的水面里。
「六个人。三井物产。周锦堂。黑色旗袍。」
「今晚要发生的事——我大概已经猜到了。」
我站起来，走到穿衣镜前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
银灰色的丝绒旗袍，领口镶着一圈珍珠。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口红是正红色。
在杭州午后的光线中，镜子里的沈鸳鸯，美得像一件待售的商品。
我开始解开那些珍珠扣子。
一颗接一颗。
银灰色的丝绒从我的肩头滑落，落在脚边。
镜子里的我，裸着上身，锁骨在光线下投出浅浅的阴影。我看着镜子里的那双眼睛——那双眼睛冷静得像一块没有温度的石头。
「我会扮演好今晚的角色。」
「然后——我会把今晚每一个人的名字、每一句对话、每一个眼神——都记下来，传出去。」
我拿起那件黑色的、保守到极致的旗袍，套在身上，开始一颗一颗地系好那些高领的盘扣。
窗外，西湖的水面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碎金一样的光芒。
杭州的夜晚，还没有到来。